鄧飛:通識的爭議,從來不只是政治

鄧飛:通識的爭議,從來不只是政治

記者/ Lokman 攝影/剪接/ Yin Ho 協力/ Yan 設計/ Kizz

 

鄧飛,將軍澳中學校長

年長一點的,都會記得鄧飛曾經參加黃霑主持的節目《江山如此多FUN》,當年年紀輕輕,卻歷史知識淵博,令人印象深刻。轉眼差不多二十年,他是資深通識老師,2012年第一年的通識文憑試(DSE),他批改文化人陶傑所做的試卷,評為不及格和離題。

因為早年曾主持有關歷史的電視節目,很多人以為鄧飛讀歷史、教中史。可是他在大學主修的,其實是政治與行政。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和行政的思維,才真正影響着他之後的教學。

鄧飛1998年在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(政政)畢業,「我那個年代,讀政政好少教書的。」他慢慢說,「那時金融風暴,找到工作都偷笑,找到教書?直情『執到』啦。」初入行是教中文和中史,外人看來順理成章,「我畢業前幾年都有在電視節目做主持,有些學生都會認得我。」但他不諱言非常吃力,「那時旺角香島是私校,所以可以讓我(非中文系學位)教中文。不過其實都是夾硬來啦。」他嘆氣,「真的不算教得特別好。」

直至2004年,他轉到將軍澳香島中學任職,因為是直資中學,沒有中文系學位的他不能再教中文。「最多只能教高考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。」加上教育界都在籌備三三四新高中學制,他就開始教舊制高補程度通識科,「那時每間學校都開始籌備,儲備自己校本的通識教材。」

通識要用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

「教了一陣子,好快我就知道,原來通識就是要用大學裡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去教和學。」這對中學生的程度會太深嗎?「當然要簡化啦!但不論專題研習,或者考試裡的問答,其實都是一樣。」鄧飛指出,「分別只在於,專題研究是自己構思一條問題,自己找資料去解答;問答題是閉門考試,你腦裡面有什麼資料就答出來,但性質(解題方法)是完全一樣。」他舉例,「『香港能否推行風力發電』,你話係專題研究又得,用來考試都係可以。所以我好快悟出用簡化版的社會研究方法去教通識。不過呢,」他頓一頓,「專題研究有些是無得做的,不可行的,但有時學生就係辨識唔到。你就要早些告訴學生囉。」

「不是每個學生,都『頂得順』這種學習。」他坦言,「不過無計喎,考試要考。」鄧飛認為就算對老師來說,也是吃力的,「其實在大學裡沒受社會科學訓練的老師都會辛苦。」鄧飛攤手,「不過都無計。」

教學目標明確最緊要

在鄧飛的課堂,最重視每一課的教學目標。「不能說學生反應幾好,就叫好的課堂。無論老師在課上說什麼、做什麼,都應該只服務所設定於教學目標。」他說,「最怕個老師課外知識好多,上堂就滔滔不絕演講,也不理學生能否明白,學生可能只是被他的魅力吸引,但不等於學到東西。」他強調這樣的通識老師是少數,「這種老師很容易將課室的講台,變成炫耀自己博學的舞台。」

怎樣避免這種情況?「一定要『揸緊』教學目標。」教學目標就是上完課之後,你要學生實際掌握到什麼?鄧飛說,課堂裡要傳遞的信息有三種:「第一種是知識和概念,第二是分析技巧,最後是價值觀。譬如,這堂課我希望學生掌握『政治參與』的概念,上完這堂課學生就要知道何謂政治參與,這個『知道』又有三個層次:1. 講得出個定義;2. 在一堆資料裡,學生能區分什麼事件裡有政治參與,什麼沒有;3. 再高層次就是,什麼資料也沒有,他自己也能舉到例講何謂政治參與。」他認為每一課要學生掌握到什麼,老師要十分清晰。「不能上完堂,學生什麼也分辨不到。那就好失敗。」他說,「其實教任何科都應該是這樣,不然就會好散。有些老師一扯去題外話,就會愈扯愈遠,回不到『家鄉』(正題)。」

通識的爭議題目,不只是政治

近年社會討論很多政治問題,若有同學在通識課裡帶起政治敏感話題,譬如「港獨」,老師應該怎樣應對?「我覺得在班房裡,真的無乜所謂,因為我們都是學術層面跟學生討論。而敏感的題目不限於政治。」他舉例,「性別平權問題或者同性婚姻也是很爭議性的。」鄧飛認為,港獨題目是沒有爭論空間,「大是大非的大前提一定要好明確:港獨是不符合法律的規定,亦不符合歷史的發展,以及現實的政治。」但性別議題在社會就未有完全的共識,「這種討論就可以比較開放。」

鄧飛覺得最大問題不在題目敏感與否,「反而是,如果個同學已經有一個好強的個人想法,老師是不容易再引導他再有深入思考,因為他自己已經好強烈:『香港就係要獨立』,他就會『熄掣』。你就算想幫他梳理立場背後的原因和理據,『點解你想香港獨立呀?』,他也不想理你,這才是最大問題。」

理論上,當然先搜集資料、分析,然後才有自己的觀點,鄧飛認為這是太理想化。「人好多時就不會這樣理性,基本上第一印象就已經形成觀點。」這只是人們自己不留意,也不願承認。「之後搜集資料和分析,都只想迎合自己的第一印象是對的罷了。」

「通識科就是希望喚醒這個意識,希望同學將自己第一印象形成的觀點能夠重新梳理一次,將背後的理據、資料好好整理分析。」鄧飛認為這是十分困難的,因為不論大人或者學生,本身都會主觀。「所以焦點不是香港獨立與否,或者其他議題。問題是,一個十幾歲的人難免會有些標奇立異的想法,不一定與政治有關,這是可以理解的。」他認為,作為老師,就是幫他們梳理,「若能令他們可以反思自己形成這個觀點的argumentation(論證)是否夠紥實,這件事已經功德無量啦。」

「通識已經玩大咗!」

鄧飛指出,現時通識科要探究的議題,對於中學生來說太遙遠。「是有點在迫他們去思考對他們來說太過『早熟』的問題。」他覺得同學的答案,他們自己也未必真心相信的。「譬如前幾年熱烈討論代母議題,我問很多女同學,她們都覺得做代母無問題,為了賺錢而已。我嚇了一跳,之後再細心回想,其實都多餘,她們又未做過阿媽,人生有排都未去到這階段去討論這些問題,她們思考得有幾極端都無所謂,又不用負責。但這樣是否真的有意義?」到有朝一日她的人生真的面對這種選擇,她未必真的會這樣想。「迫學生過早去思考這類問題,真的是好事?」

「但現在已經『玩大咗』,回不了頭。」鄧飛說,因為通識是新高中的必修科,學界和社會都不會再接受課程走「回頭路」—只談談自己的社區,或者學生會應該怎樣選出來這種話題。「其實,中英文科的口試就是會討論這些圍繞學生生活的話題,這些分析方法與通識所學其實近似,但就比較貼身。」

「我自己去看今日香港單元裡,政治參與、法治那些內容,要求好高,是我在大學才學的東西,我教學生都好辛苦呀……因為我知道他們一定不明白,但他們必須要去明白。」因為要考試。鄧飛一臉痛苦。「學生是不會區分到刑事同民事訴訟,他們心目中,法律就是『你死喇,你犯法,坐監!』好直觀的。有些教科書想過癮些,還畫個包青天,唉,愈搞愈亂!中國古代的法律同現今香港講的法治根本兩件事,這反而妨礙學生的理解……我們常說香港是法治社會,不是說香港有好多警察行來行去。而是在契約之下有什麼矛盾,法院都可以獨立公正地處理得到。這個法治的根基,在支撐社會的運作。」他認為這些概念對中四五的學生太艱澀,「如果等他們長大才去學這些,會容易點去明白。譬如,大學時跟同學去租屋,簽一份租約,他就明白契約在保障雙方。或者去打工,都會簽約。」他攤手,「最少要有多些生活經驗嘛,有較多切入點去理解。」

學到的,是常識,還是偏見?

「通識科最大的問題,就是有些概念根本屬於專業知識,但現在就硬說是common sense(常識)去理解,怎能這樣呢?何況,很多時候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。」他無奈,「就算與理科相關的單元,理科老師有時也不認同『公共衞生』單元裡對科學的概念,覺得不夠精準。但你不能說這是common sense就算,common sense不可以用來模糊知識的嚴肅性……不過還是那一句,現在回不了頭啦。」

但他認為這種狀況暫時都不會有大變,「有制度的慣性嘛。不過我仍是不太看好這科的將來。」他喝一口茶。「因為讀了幾年(通識),可能給了學生一個錯覺,以為自己掌握了好多的知識和技能,這個是最大問題。」中學教育之後,只有兩成人入到大學,這些「通識」他們會重新再讀,「但你要記住,有八成人不會讀到大學,那些人仍以為自己真的掌握到,『我知道咩係公義咩係法治……』在中學有限的授課時數,還有這個身心未完全發展的階段,我們只是硬塞了好多偏見給他們,或者他自己形成好多偏見。」鄧飛搖頭:「就好像愛恩斯坦說的:對一個18歲的人來說,所謂common sense就是他18年來所有偏見的累積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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